这是某国际权威调查机构的全球调查结论：女人认识一个男人从新鲜、激情到厌倦，其平均周期为四年。
庄子曾编过一个故事：某天外出，他极为惊诧地看到一个妇女舞着扇子，对一座坟头猛扇。于是问她这是干什么？妇人说，我和先夫生前有约，他死了我可以改嫁，条件是要等坟土干燥。豁达如庄子听了这话也差点晕过去。只是在庄子的时代这样的事少得可以不足为虑，现在却不然了。
爱情的确是极美妙的体验，相信许多有过初恋的，都有过非你莫嫁，非她不娶，要死要活的体验。因为这体验确实惊心动魄，所以长久以来，人们“研究”的方向一直是如何才能“白头偕老”。
大约是在二十世纪初，情况开始有了明显变化。
二十年代，北京出了个自号老宣的怪人，此人国学根底颇深，又喝过洋墨水，不但喜欢纵论国是，尤其喜欢说男道女。他曾说“恋爱是一种病，要用结婚来治；结婚是一种病，要用离婚来治；离婚是一种病，要用死亡来治”。
这个论调在今天看来自然不算惊世骇俗，但与“五·四”时期的青年还处在努力追求个人的幸福，反对父母包办婚姻的阶段相比，就“先进”多了。至少这一观点的表述要比《围城》的成书早得多。
再后来，这世道越变越快，用那个经典的说法就是，“古典的爱情”(小说)翻到一百页，恋人还没进教堂；而在现代派作家的笔下，男女主人公第一页就上了床。
由于感情这东西越变越快，快得无法控制，越来越令人丧气。所以人们后来就渐渐对如何才能“天长地久”没了兴趣，反而能平心静气地面对现实，于是人类为什么这样反复无常便不再是一个情绪化的问题，而成了“科学”的研究对象。
对爱情的研究，最古老手段是文学；后来进了一步，成为社会学的课题；而最新的研究方法大概就是“化学方程式”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