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启帝信任这两个人是为了图省事，从此“端拱于上”，像木偶一样不大问事了。客、魏则是开始有计划地清除“地雷”，要把内廷变成自己的家。
那时候王安在内廷是有很大控制权的，但因为多病，不能常见到皇上。本来魏朝在乾清宫管事，是他的一个最好的耳目和看门人。可惜因为风流事，王安把魏朝贬走，等于把门户大开。客、魏趁机控制了乾清宫事务，同时也就控制住了皇上。
天启帝上台之初的内廷局面，原本还是很清明的，有一条很坚固的“防线”。由于魏朝的不慎和王安处置的失当，这条防线给生生撕开了一个口子。
客、魏两人此后的配合很默契，如果两人中有一人有事要出宫，必有另一人在宫中值班，岗位一天都不留空白。等到魏忠贤成了秉笔太监，他就可以“矫诏”了，也就是以自己的意图作为“圣旨”，等于当了半个皇上。
这个态势，对王安和正直的朝臣来说，已相当危险。
泰昌元年(公元1620年)十二月，魏忠贤对曾经的恩人、现今落败的情敌魏朝哥们儿下狠手了。这是客魏联盟出手拔掉的第一个钉子。
他矫诏，将魏朝发配到凤阳守皇陵，把他赶出了京师。魏朝行至途中，知道前途不妙，便逃走了，窜入蓟北山中的寺庙里，后来被当地差役抓住，在魏忠贤授意下，就在献县看守所把他缢杀了——活活给勒死。
这个魏朝，死得太冤。自己引狼入室，赔了夫人又赔了命。三个月前李选侍垮台时，他要是不管魏忠贤的鸟事，最后被勒死的恐怕就是魏忠贤了！
当年魏党的重要成员之一刘若愚，后来忆及魏朝之死，也不能释怀。他认为魏朝对天启帝幼年时的呵护，居功至伟，处理二魏纠纷时，魏朝的地位还远在魏忠贤之上。天启帝何至于糊涂或者忘恩到如此地步！
天启帝的“昏”，从这件事上开始显露，后来就越发不可收拾。凡护卫有功的，任其败死。而对于魏忠贤，“移宫之是非，选侍之恩怨，忽然尽反其态度”。著名明清史学者孟森先生认为，大明出了这样的皇帝，是“天亡之兆”；天启帝纯粹是朱家的一个“至愚极不肖之子孙”(《明史讲义》)。
魏朝败死，这只是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。客魏联盟扫荡内廷的第二个目标，竟然是天启帝即位后，宫内最有权势的大太监王安。
说起王安，这是客魏二人的老主子了。王安是泰昌帝当太子时的伴读，泰昌帝一即位，马上就升他为秉笔太监，深受信任。在移宫案发生时，又是他出大力遏制李选侍的阴谋，护卫天启帝有功。
客、魏二人早年伺候皇孙朱由校时，从东宫系统上来说，就已算是王安的下属了。两人在勾结之初，曾经分析过内廷的人事，觉得王安是最具潜力的领导。于是商定，一定要拍好王安。魏忠贤送给王安的人参，都是天启帝赐给客氏的，魏忠贤每次都拿出一部分，送给王安，还特别强调说：“天赐富贵，叩献做汤用。”(《酌中志》)
那时候，魏忠贤对王安毕恭毕敬。每次见王安，必撩衣叩头。王安不叫不到，不问不答，极为恭顺。
王安是个正直的人，但就有一点小毛病：喜欢奉承，不识人。魏忠贤所以能一步步靠近中枢，魏朝的作用只是美言，而起实质作用的，都是王安。尤其是在盗宝案的处理中，王安更是救过魏忠贤一命。
这样一位“恩公”，怎么会成了魏忠贤要灭掉的人？
那是因为客魏联盟定型后，权势陡增，已经能与王安相抗衡，他们再用不着王安这棵大树的荫凉了。相反，王安由于太正直，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。客魏这种小人，本能地意识到：要想在内廷随心所欲，有王安在，就不大可能。
偏巧在这时，王安对客魏不仅构成了潜在威胁，而且也有了正面的冲突。泰昌元年(公元1620年)十一月，王安见魏忠贤侵权日甚，就奏报天启帝，要求严惩这个无赖。恰在此时，御史方震孺、刘兰、毕佐周等接连上疏，要求逐客氏出宫。天启帝被逼不过，表现了最后的一点清醒，答应在先帝大葬礼之后就让客氏出宫，并将魏忠贤交给王安鞫问。
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！
鞫问，就是审问，不老实的话可以用刑。魏忠贤在得势后，本性已露，王安应该有所警觉。可惜，这次王安又是心太软，盘问一番后，令其改过自新，就把这家伙给放了。
高阳先生在《明朝的皇帝》里提到这事时，万分愤慨。他说：“正人君子当以权力伸直道时，以一念之私而有不忍之心，此最不可恕。”他埋怨王安这次纵容，是“误己误国”，以至于对王安的人品也评价不高。
高阳先生还假设，王安这时若下狠心杀了魏忠贤，则群阉丧胆，客氏也等于断了一条臂膀，毫无疑问“明朝的历史又是一个写法”。高先生此论，固然有一定道理，但当时的情势，恐怕还没到足以令王安起杀心的时候。而且王安虽然是个刚直之人，但却不是一个铁腕之人。魏忠贤冷血，不能要求王安也同样冷血。有时是非善恶的区别，就在于人性上的这一点区别。
总之这事，确实令人扼腕。王安又放了魏忠贤一马(人参之作用，大矣)，魏忠贤却不领情，反而与王安“结怨”。王安就是从这时起，成了客、魏必欲除去的第二颗钉子。
只能叹世上好人难做！
